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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国稳定与颠覆美国政权的互联网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杨恒均的独立博客 发布者:杨恒均
热度1977票 时间:2014年1月13日 09:26

“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

 

电脑、手机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终于降临。我们这些政治学者多年前在阅读比尔盖茨“通向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时,就一直(被引导)思考挡不住的信息时代对地球上所剩不多的非民主国家的影响,却很少有政治学者认真思考过互联网对西方民主造成的挑战。

 

互联网同民主关系的最好例子就是“阿拉伯之春”,据说那场革命确实是靠推特、脸书等微博、社交媒体发动起来的。不过,我认为那些社交媒体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现成的工具被拿起来使用而已,正如苏联、东欧巨变被当时的一些分析家说成是“传真机”引起的民主革命一样——那段时间有关变革、政变和革命的消息确实是靠传真机发送到各处的。如果互联网与传真机的作用有如几百年前的印刷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的作用一样,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有人可能还会说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让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选民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信息可以即时了解候选人的情况,一些熟练掌握社交网络或“自媒体”的个体对周围人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但所有这些还是处于“工具”阶段,相比互联网在发达国家已经深入到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更不用说从本质上改变民主了。

 

这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很奇怪的现象。要知道,互联网当初出现时,可是被更多的人作为一个即将改变人类政治进程的助推器,难道互联网只肩负了把不民主的国家变成民主国家的使命,而不能让民主国家变得更加民主?——把实行了三百多年的“间接民主”变成“直接民主”?我知道,生活在不民主国家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如太监研究房事对身体的危害一样可笑,但西方民主国家的学者,为什么研究的也不多?

 

源于希腊的“民主”本意是民众的治理,是指希腊那种“直接民主”:少数有资格的“公民”集中在广场上投票对这个城邦国家的大小事务做出决定。虽然今天看来当时的“公民”只是非常少的一小撮,但那种民主形式还是具有“大民主”的气势。不过,历史上这种“直接民主”昙花一现。后来被西方捡起来并席卷全球的民主不再是“直接民主”,而都是“间接民主”,就是代议制民主——广大选民选出“代表”(总统等)作为最高行政长官,选出“代表”(立法议员)立法并监督、制约行政长官,形成三权分立。

 

后世为什么不实行希腊式的“直接民主”?主要有两个原因,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技术原因。人类历史上大多时间里,别说事无巨细需要把民众集中起来投票做出决定不可能,即便是几年一次的选举,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巨大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果国家靠每个公民的“直接民主”来做出决定,估计修个下水道,就得折腾半年才会有结果。

 

摆在第二位的是政治精英比普通民众更懂得治理国家这个经久不衰的信念。精英们制定的民主制度允许民众选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来帮他们管理国家,国家治理得令人满意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不满意,则在下次选举让他走人。这种代议制民主从理论和理想上说,当然比不上“直接民主”更民主,但却是几百年来唯一可行的民主形式。

 

历史上有很多试图用“直接民主”、“大民主”冲击、挑战“间接民主”的实例,但都败得很惨,有些还闹了笑话。毛泽东上台后宣布要发动人民搞“大民主”时,不但让中国人如痴如醉,也让不少西方青年们心驰神往。但实际上,毛时代享受“大民主”可以任意把人打翻在地、去抄家、抢劫的都是极少数的造反派,更不用说他们都是毛主席听话的好孩子,同两千年的希腊民主都相差不止两千年。

 

可见,“代议制民主”虽然并不是世界上最完美、最理想的民主形式,却无疑是所有试验过的民主形式中最可行的民主形式。然而,最可行的民主形式并不是没有弊端与漏洞,日前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民众不认同共和民主两党,标榜自己是独立选民的比例高达42%,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对美国民主的严重挑战。“代议制民主”不可避免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与政治精英阶层,这些利益集团一方面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让民众几乎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选择。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一方面阻止其他党派坐大,另一方面他们又互相扯皮、争斗,造成任何一方上台后都越来越难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效率低下。

 

西方民主今年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不少批评,但有一个共识是: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往前走,而不是回到过去,更不是回到君权时代,回到封建专制,回到极权独裁,甚至奴隶制时代。那么,西方民主该怎么往前走?

 

互联网,有可能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

 

虽然西方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有各种反思与批评,但我感觉他们始终没有更大胆地去设想新的民主革命,或者一种新的民主制度——不是过去几个世纪里所说的独裁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一波又一波民主浪潮,而是西方民主的新一波民主变革: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从民主到更民主——全体公民对国家里任何事情都直接投票决定,不需要“代表”更不需要“主人”来为他们管理国家。

 

我知道上面这段话信息量过大,让人误解和无法接受。但想一下我正置身于西方民主制度之下,可能更容易理解。下面我尽量通俗化一些:希腊式的“直接民主”被抛弃一是因为人类的技术条件根本做不到,二是历代精英们心知肚明却又不便说出口的想法:民众的素质太低,也缺乏专业的治理国家的知识与经验,投票“选主”还可以,真正当主人——让庸众直接管理国家,要就是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要就是百分之百的“混乱”和无效率,最终被阴谋家利用。所以,希腊的“直接民主”演变成了如今的“代议制民主”、“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实践也证明这是最不坏的制度,几百年来制度框架与核心一直未变,运作一直比较良好。

 

但是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间接民主”存在的两个前提都产生了严重的挑战甚至“破坏”。电脑、手机、互联网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民众可以敲一下键盘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信息,按一下手机就可以做出各项决定与投票。当任何一位普通人都可以轻易掌握大量数据与信息时,为什么他们就一定是“庸众”,判断力一定比政治精英与政客们差?国家要交给“代表”们治理才不会出乱子?

 

我们也许会问:奥巴马上台后的多项决议案都要被国会枪毙或拖延下来,美国人也议论纷纷,但如果美国人真是世界上素质最高的,为什么不让他们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直接投票做出决定?一定要那些选上去的“议员”拿主意?互联网界的技术精英们应该清楚,制定全国民众每人一个识别身份的网络IP 或者ID 并不是多难的事。前几年中国选“超女”时,曾经在部分拥有手机的中国孩子中实行了一次“直接民主”大实验,可做借鉴。

 

希腊只能是极少数人的“直接民主”,而美国建国后的民主,也只能一步一步从白人精英到白人、妇女投票,最后到有色人和黑人们都能享受的民主。林肯时代留给我们的民主“画面”是一位乡下绅士备好了马车,在仆人陪同下去城里投票站投票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来回要两到三天时间。这和后来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用毛驴驮运选票箱差不多。那个时代与这个地方,民主不是普通人可以玩的,谁要说“直接民主”,一定是傻子。

 

让我们继续留在林肯时代,感受一下当时的“间接民主”吧。历史资料显示,林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当时做出的某些决定并没有多少民意基础,而且他还阳奉阴违,像一位独裁者与权谋家一样做出了一些有违民主原则的事,如果放在信息开放、资讯发达的今天,他即便可以糊弄国会,又如何能够幸免于“大众媒体”与“民意”的口诛笔伐?但林肯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可怜的小布什,一定是错把林肯当成偶像了,在他任内消灭了一个独裁政权,解放了据说比林肯解放的奴隶还多,不过,小布什落得灰溜溜的下场。

 

还有实行新政的罗斯福与锐意改革的奥巴马——前者挤进了美国伟大总统的行列,后者却常常被漫画成带着毛主席头像帽子的“社会主义份子”。还有很多类似的对比可以说明问题。无论从任何角度说,当今的美国民主制度,绝对比百年前的要完善很多;当今的美国政客,也应该不会比百年前的美国政客更腐败、更无能,但当今的美国民主,不但总统越来越难当,而且民主制度还不停遭到质疑,原因何在?很简单:科技进步了,时代不同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民自然也不同了。

 

就我观察,西方民主这些年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实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出了什么大毛病,这个制度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最不坏的制度”。问题出在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美国实行的“间接民主”制度的前提已经被改变。只是政治上的“直接民主”是没有人敢尝试的,甚至没有多少美国政治学者“敢”往这个方面思考与探索。这是一场民主革命,伤筋动骨,变化之大不亚于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改变“代议制民主”制度,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国家政权”吧?

 

我们看到,连站在习信息化前列的比尔盖茨都一直停留在信息公开与专制政府关系的层面,从不愿意深入到美国人手一票直接治理国家的层次。莫非比尔盖茨担心,当人手一票的“直接民主”降临时,美国“庸众”的第一个投票就是宣布废除保护私产的宪法(理论上讲,宪法是可以被全民集体否决的),瓜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财产?除了比尔盖茨这种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三百年的“间接民主”弄出了一批又一批强大的“代表”与利益集团,如今要想改变这种制度,他们都不会答应吧?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科技发明要想改变文化与制度,形成新的文明,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作为四大发明的科技进步早在古代中国就有了,很快又传到欧洲。可借助这些发明推动人类文明上一个台阶却又等了几百:当指南针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印刷术与纸质书完成了文艺复兴与启蒙、火药帮助新兴资产阶级打败专制。诡异的是,这四大发明却在原来的发明地中国扮演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火药巩固了专制王朝、印刷与纸张成为愚民的工具,指南针,只是用来算命。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正如我们所说,既然这个制度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依然是“最不坏的”,为什么要动?有一些历史学家说,中国为什么比西方国家更晚进入近、现国家的行列,至今还踌躇不前?原因是中国在古代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近似完美的专制制度。等到民主制度到来时,别说统治者誓死不愿放弃“完美专制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就连老百姓都有点舍不得,担心进入到完全不了解的现代化民主时代,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做主了。如今的美国对“间接民主”的厮守,是不是也有这一情结?

 

这一情结是否会阻止美国抓住机遇实行一次大的制度变革,我不能确定,毕竟“直接民主”一直被认定为潘多拉的魔盒,在揭开前,肯定还需要更多的积累、变革与博弈。但我认为,中国却可以抓住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像当初一直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及时抓住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一样后来居上。

 

下面让我们继续一起思考与探索,不过,让我们从西方转到东方,从美国转到中国,看看过去十几年,互联网到底是麻烦制造者,还是实际上起了维稳的作用。

 

互联网,可能会让中国后来居上

 

可能是因为互联网有可能成为“煽动”、“颠覆”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不稳定因素吧,我们都看到,互联网虽然已经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且深入到每个民众的生活中,但在政治领域却无所作为。与此相反的倒是在中国,互联网在经济、社会领域远远没有起到像美国那样的作用,却在政治领域包括制度改革与社会转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几代领导人尤其是江泽民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在《他改变了中国》里,这位技术官僚敏锐的意识到,落后的中国要在经济发展与科技上赶超西方国家,依赖传统的路子,永远也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而刚刚出现的互联网则可能是一个机遇,是一条捷径。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是得到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的。如果说江泽民改变了中国,这才是他最大的成绩。江泽民的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可能连他也没有想到,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作用。

 

这些年,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一些官员抱怨要是没有互联网就更好时,却不知道中国取得这些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互联网让两千年都实行秦制的社会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互联网上相对自由的民意表达弥补了中国制度缺乏民主与监督的弊端,互联网让有为的决策者可以把握民众的脉搏、做出正确的决定,互联网也多多少少遏制了不受限制的各级领导手中的“绝对权力”,同时,互联网成为一个宣泄口,让执政者了解民意并找到对策的同时,也大大疏通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实际上起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过去这些年,中央出台的利国利民的法律规章与政策决议,有几个不是最先出现在互联网上?我写了那么多外交与内政的博文,其中很多也是反映了一些匿名网友的意见。回头看看,我文中的一些提议与呼吁,几乎绝大部分后来都成了当局的一些政策,至少得到当局的默认。这当然不是说我个人的作用,或者有人看了我的博文,而是强调“我们”——我们这些无数的“网民” 汇集在一起的声音,可以影响、促成甚至“倒逼”执政当局做出利国利民的决策。

 

几代中国领导人从互联网上了解民意调整政策决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尤其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受到好评的“决议”,更是这些年网民们一直在呼吁的各项要求。在执政党局利用互联网改善政治治理、做出明智决策方面,美国等西方反而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当然,西方有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执政者根本不需要互联网来了解民意,他被选上本身就代表了民意。当选的总统与议员有自己的任期,只要任期内不出大错,不会被弹劾或罢免,尽管按照自己的治国理念与老一套走就行了。

 

不可否认这是美国民主的优势,可恰恰是这一优势,在互联网提供的更直接的民意表达面前,又显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一次投票管好几年,弹劾与罢免的门槛过高;两党利益之争超越了对国家利益的共同认知;“代表”与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诸多方面,以及当选官员挟强大的“民主合法性”对民众的直接呼吁可以置之不理等等,这里所说的有些已经出现,有些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以前都存在,是“间接民主”无法克服的弊端,在过去资讯不那么发达时,这些问题不那么明显,或者很容易被掩盖而已。

 

说到这里,大家都看出来,互联网在中国政府治理与社会经济变革中起着它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没有的作用。所以当有人对我说当局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其实是要管死互联网时,我始终抱怀疑态度。从国家、人民,甚至从政府与执政党来说,互联网都是正能量,而不是一些官员认定的“麻烦制造者”。政府从互联网上取得了很多治理国家的灵丹妙药,之后却让一个过去多年对中国进步贡献如此大的互联网失去活力,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中国未来发展少不了互联网,没有互联网,很可能就没有了未来。

 

当然,我坚决支持对互联网的管理,虚拟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以法治网,依法打击一切造谣生事、坑蒙拐骗等各种非法行为,但政府也要依法保护网络上的“好人”——发表自由言论的普通网民,以及建言献策的有识之士。作为言论自由、民意表达与上传下达的互联网,执政当局不但不应管死,而且应该更进一步扩大、完善网络在政治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西方由于有了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众几乎没有通过互联网喊冤、报案、揭发贪官污吏的,而中国司法部门和纪检部门就根据中国的特色,设立了举报网站,给民众提供了一个渠道,目前据说非常火爆。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网络反腐,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

 

制度的建立始终是第一重要的,这个是我痴心不改的终身追求,而且我坚信中国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让民众能够真正当家作主,不被代表,更不被欺负与蹂躏。但在“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地方,一步一步的渐进改革也许是代价最小的,而从虚拟的互联网发力,也许不失为一条捷径?至于网民与执政党局是否有智慧利用互联网走出一条遏制腐败、保障人权、探索现代化治理模式与新的民主之路,那就要看中国的造化了。

 

杨恒均 2014.1.13 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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