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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一个博客作者的家国情怀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杨恒均的独立博客 发布者:杨恒均
热度2312票 时间:2012年11月08日 22:14

他有很多身份,最喜欢的是学者身份,可他认为恰恰最不称职的就是学者。他从40岁开始写博客,开始是爱好,后来就变成一种追求和理想。他写过致命系列三部曲,可在现在的社会情况下,还怎么写小说呢,所以他改写时评游记。当一个公知是他的理想,可公知已被丑化,要分清公知犯的错误和一个平常人犯的错误。他的文章从不用百分百的肯定句,从未针对个人发表批评,因为要慎用自己的影响力……

杨恒均,一个博客作者的家国情怀

——专访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杨恒均

/本刊记者      

看世界:您曾有很多身份,官员、作家、学者、主编、民主小贩,自己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杨恒均:我最喜欢的是学者身份,可惜这么多身份中,恰恰最不称职的就是“学者”。也许应了一句俗话,就是你最想得到你得不到的东西。作为一名学者,严谨地做学问能做出成绩,对族群、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作出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我在研究机构智库工作,但学术背景并不深厚,智库是介于国家政策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因为我关心的东西非常多、非常杂,所以并不适合于做学问。做学问一定要专一,当然我不否认像我的偶像罗素他们也杂得一塌糊涂,但这些人是真正的天才。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很难定下来一心做学术,而把我们眼前的一些东西置之不理。

你列出了我很多的身份,其实还有一个身份特别喜欢:父亲。你看着一个小孩一点点长大,他的思想怎么形成,会感觉很神奇。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网络上跟年轻人特别有共同语言。

(杨恒均,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

看世界:您这些年坚持写博客,时评文章有几百篇,几乎涵盖了当下各种社会议题。这么做的动力来自哪里?为什么选择博客这种方式?

杨恒均:其实最早写博客是一种爱好,我喜欢写作,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你的文字和思想很难不被编辑。只有互联网出现之后,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决定从40岁开始写博客,开始是一种爱好,后来就变成一种追求,一种理想。它能推广我的理念,让我交到更多的朋友。我本来打算写到45岁,现在已经47岁了,还没有挡住,我一直想停下来,因为人生中还有很多计划要去践行。

 

看世界:您的博文多是针对当下公共议题,流露出浓厚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是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吗?

杨恒均:这么问好像我很老一样。首先要澄清一下,我算一个知识分子吗?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构工作,基本上到40岁才开始独立写作,也说不准自己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至于我的这种情怀是从哪儿来的,40岁以前我一直在为国家工作,当时做的事情也都是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就像是上了这条船的感觉吧。我想我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只是觉得我现在做的事和以前在政府为国家做的事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是用文字来完成那时未完成的东西。

 

看世界:同为写作者,您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看法?是否有人存在嫉妒心理?

杨恒均:当然有,但不能因此否定大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看法与评价。这么大的诺奖,议论是正常的。但评价莫言,一要读他的书,二要看他获奖后的情况,三要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了解,多少作家获过奖,都是什么情况?我看过他和村上春树的作品,认为他比村上春树更应获奖。

 

看世界:公知现在是个颇有争议的词,您怎么理解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自己算公知吗?

杨恒均: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复杂,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一个人有专业知识,是知识分子,并关心社会、国家,针对公共议题发言,那也许我不能算一个公知。但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我的理想。现在公知被丑化了,那我要问他们被丑化的那些人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一个公知首先是一个人,他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例如因为某个公知做了某件不光彩的事,就说整个公知群体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还要弄清楚一个公知犯的错误,是作为一个平常人的错误,还是作为一个公知身份的普遍现象。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用一些极端的例子来污蔑一个概念,如果有某些公知错了,人们不会说他不配当公共知识分子,反而会说:看,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

 

看世界:除了写时评您还写小说,您的“致命三部曲”系列是间谍题材的,是因为您以前的从业经历的关系吗?

杨恒均:有关系。应该这样说,凡是半路出家写小说的人,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也是这样。

 

看世界:您其实更愿意写小说?

杨恒均:因为我觉得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不受束缚,可以幻想,可以虚构,又可以探索、解读更深的东西。我很喜欢写小说,可是在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当时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让写小说的人陷入困境,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超过了很多作家的想象力。如果你读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读过《悲惨世界》之类,就会知道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描写,那种悲惨、人性恶的东西,在中国已经把它冲破了,小说家还能幻想什么呢?另外一个,小说要幻想得合情合理,把很荒诞的事写成是可能的。可是我们社会发生的事,却让你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写小说呢,所以我改写时评、写游记。

1984年,杨恒均同前来上海探望他的父母在上海南京路

看世界:您的“致命三部曲”出版中文简体版,有没有预期和时间表?

杨恒均:我非常喜欢我的这套小说,虽然有些粗糙,当时一年之内写出100万字,但是至今没有人能超越,因为中国至今没有另外一本政治间谍小说。可是当社会变革真正到来时,我不认为我的小说还有太多价值和意义,因为中国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作家,会写出比这三部曲更好的小说。我们在中国当作家,有时候不需要了不起的才华和思想,只是需要一点点勇气。不同之处,在于我先写了。到时会有很多小说出来,我的作品也就不必出版了。

 

看世界:您对自己数百万字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些?

杨恒均:我都算满意,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我的作品一定是有挑剔的,一定有一部分人喜欢这些,一部分人喜欢那些。经常有读者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我告诉他因为我只有一个博客平台,我的作品却要给各个群体看。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给官员看的,我认为开启官智比开启民智更重要,所以一定要写一些作品给官员让他们看得懂、喜欢看、能接受。对这些作品有很多官员跟我讨论回馈,有一些也能报上去,那这部分作品看在老百姓或者愤青眼里会非常生气,说我为什么给官员喊话,为什么不给我们写。同样,我有大部分作品是给普通读者看的,甚至有一些作品是直接给初中毕业的农民工看的,有农民工还专程来广州找我。这部分文章让一些专家学者、文化人看肯定觉得太浅显了,不符合我博士的水准。那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专门给学者看的,比如纠正学者研究成果的一些偏差,包括儒家研究什么的。如果我有多个平台,那就可以分门别类,可是平台被限制了,只能全部放在博客,大家各取所需。如果刚好有读者哪天选了不是给他看的,可能会非常误解我,但相信只要读者把我的作品系统看下来,大部分会支持理解我的。

 

看世界:您有很多粉丝,很多年轻人把您当作偶像,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恒均:作为一个写作者,有读者肯定是高兴的,尤其是用文字来推广理念,如果文字没有人读,说明推广理念的失败。但是“粉丝”是一个搞笑的说法。当读者支持你的理念,年轻人变成你的粉丝,把你当成偶像,就非常严重了。我的文章一般很长,就是希望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讲清楚,告诉读者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我推广的思维方式正是让你不要崇拜某个人的,甚至你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反过来质疑我,所以真正成熟的“粉丝”是读者 

(2010年,杨恒均特意来到1984年同父母一起合影的老地方,此时母亲已经走了,父亲也老得动不了了)

看世界:您的“行走世界”计划进展到哪一步了?走马中国的总体感受如何?

杨恒均:想出这个计划,是因为我走了世界近100个国家,在七八个国家生活过,回过头来发现,我虽然生活在中国,也走过中国,但没有带着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眼光去走。现在我是带着新的知识、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重新走,是有针对性的。我走遍中国是从海南开始的,海南是我在国内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现在已经走了山东、陕西、四川、西藏等地,每个地方我都会集中做一些研究,明年可能会去新疆。我的行走是独立的,不拿别人的钱,所以还要工作。我在香港现在是全职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事务,时间上不可能那么自由,所以会有中断。

在行走过程中我获得了非常多新的东西。例如把中国和世界对比起来,得到很多素材,感到更多希望,也更爱中国,有很多我也写在了文章里。

 

看世界:能否讲讲一些生动的细节?

杨恒均:有趣的事情很多,比如“行走中国”开始时留有一个邮箱,各地很多读者就会写信来联系我,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般会任选10人发信息,大家都会赶过来,围成一桌吃饭聊天。最有趣的现象是,当10个人互相介绍的时候,官员、国企职工、私企白领、打工仔、农民工、学生、甚至政法干部都有。

 

看世界:在您成长过程中,什么人或什么因素对自己影响最大?

杨恒均:这个成长如果指长大,当然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如果是思想的成长,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止。我读博士学位是在40岁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同事、以前的领导、交往的朋友等很多人对我影响都非常大。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关于怎么同别人交往,怎么吸收别人好的东西。当你学会谦卑谨慎、胸怀广阔,哪怕是一个思想很左的人,甚至很坏的人,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看你怎么认识取舍,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有道理。我是在特殊部门工作过的,也就是现在大家往往认为是坏人的,可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非常多好的东西。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你身边的任何人身上吸取精华。比如网络上一些不称职的公知、左派,他们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拿出来推广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我会反思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的东西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文章从来不用百分百的肯定句,为什么我近1000万字的博文从未针对某个个人发表过批评,因为我也有可能错,我会慎用自己的影响力。我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落后的东西。

看世界:在您广泛的交往中,左派右派的人都有。有人认为您是左派,也有人认您是右派,还有人认为您是汉奸,您自己的看法呢?

杨恒均:在中国左右的界定有点模糊,例如说法治、自由、民主就是右派,那我是右派;那左派又说,关心民众的疾苦、反对权贵是左派,那我一定是左派。至于汉奸,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里面说得很清楚,怎么认识爱国。

 

看世界:现在网上经常出现的左右思潮的争执,您如何评价?

杨恒均:网上的言论相对自由是好事。大家不管左还是右,都能发言,这是非常不错的。至于左右之争,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平台,言论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能参与进来而不仅限于知识分子在说学理,那会有一个结果的。有结果出来,那就是选择,那就是民主嘛。不要光是争执左右哪个好,因为左的、右的都不能实现。

 

看世界:您对中国的改革前景一直持乐观态度,这份乐观来自什么?

杨恒均:一个主要来自于对中国历史、中国现状的了解,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举个例子,都说中国好悲观,100多年都没有走出来,其实只要回头看一下历史,别只看中国历史,世界上哪个国家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不是要几百年。我们走100年是这个样子,不错了。另外一个从人的方面,很多人对中国人悲观、失望。可以说我在国外住了这么久,注意到凡是在国外住过十几年的,都会发现人性都是一样的,外国人也一样。不同之处,就在于制度把很多恶的方面限制住了。当然我不否认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可最重要的是制度,只要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制度,慢慢就会改变,这个我有信心。拿我来说,这些年交往的所有外国人没有不尊重我的,不管是礼貌、为人处事、不占小便宜各方面,我比很多外国人做得好,就是因为在那个制度下学会的。当时我第一次到国外并不是这样,第一次搭电梯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进电梯是需要排队的,以为只要往前挤下就可以先进。后来才发现要让老人和女士先进,我也这样做了后觉得很好,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我也会老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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